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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五十,冯天瑜走入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水。在武汉大学,冯天瑜的史学研究进一步精进。尽管他埋首书斋,潜心向学,但对社会问题怀有深切的关注,对于当下重理轻文的现象忧心忡忡。他大声疾呼,呼吁在大学教育中重视科技与人文的统一,为克服“现代病”寻找良方。
作家方方在《我敬仰的人》中如此描述冯天瑜:有些学者,自认为学问大,情不自禁流露出一种傲慢……这些都与冯先生的广博、透彻和理性以及永远的谦逊、包容和平静,形成很大反差……我想,真正的大家,应该是冯先生这样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回忆说:“我们很早就称他为冯先生,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为先生,极为少见。”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称冯先生是传奇式的人物,“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用其一生在浩瀚的历史中撷取精粹,一贯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治学,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等书。从微观、中观课题入手,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扬弃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考析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又适逢冯天瑜老先生七十大寿,彼时,文史界掀起了一阵报道冯天瑜的热潮,然则,一贯看淡名利的冯先生,只简单地向大众阐述了其学术观点之后,又埋首书斋向学了。
家学渊源，心系史学
在历史学范畴取得巨大成就的冯天瑜,最初的专业竟然是生物学,如此大幅度的专业转换,让很多人为之惊讶。不过,简要地回顾一下冯天瑜先生的成长轨迹,却又会觉得一切并非偶然。
冯天瑜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半耕半读自学了8年的古代文化典籍,1923年进入武昌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冯永轩是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毕业之后,先后在武汉中学和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与同乡好友董必武共事,交谊甚厚。冯永轩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和楚史,这种家学传统对冯天瑜影响非常大。冯永轩毕业时,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亲笔题赠给他一幅条幅,该条幅长年悬挂在冯家堂屋内,在冯天瑜幼年时,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启蒙文字。
他的母亲张秀宜是湖北图书馆馆员,这也给冯天瑜创造了极好的读书环境。“从小学三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刨冰堂下的湖北图书馆。”回忆往事,少年时候在湖北图书馆泛舟书海的经历,令冯天瑜终身难忘。那里的诸多回忆仿佛就在昨天,冯先生也称之为“精神家园”。从六年级开始,冯天瑜再很少到儿童阅览室,他成了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里的常客。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游记到地理书,少年冯天瑜学问大进。当时湖北图书馆的老馆长方壮猷称赞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时的早期积累,本来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父亲被划为“右派”,在当时高考“政治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他只得报考与政治背景不大相干的生物系。成为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的前身)的学生。然而对于文史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消褪。“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依然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对于个体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到中年的冯天瑜分明感受到自己对文史的热爱,这热爱让他可以放弃此前所学的专业与工作积累,这热爱也可让他葆有最大的热枕投入文史的汪洋学海中。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曾任教三年,也曾经在武汉市宣传部工作过。1979年,冯天瑜到了武汉师范学院。其间,冯天瑜发表了两方面的历史研究文章:一方面是思想文化史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湖北地方史,像张之洞、辛亥革命的研究,正式走上治学道路。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后来由冯天瑜组建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94年,冯天瑜被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
立足武大，放眼历史
年逾五十,冯天瑜走入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水。而对于冯老来说,珞珈山水于他,一直不算陌生,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冯天瑜的哥哥读大学时,是在武汉大学,那时,年轻的爱读书的冯天瑜常常会在盛夏酷暑,在哥哥所在校园里,抬头树荫蔽日,蝉鸣嘶嘶,他便在树下读书,春天的樱花也是他脑海中常常泛起的胜景吧。年轻时在校园里读书的悠然,与此时在校园里治学的严谨一起构成人生的风景线。
在武汉大学,冯天瑜的史学研究进一步精进。他从微观入手,对湖北地方史志有着深入研究,着重张之洞和武昌首义的研究,冯天瑜出过两本张之洞传,也出过《辛亥武昌首义史》和《辛亥首义史》。冯天瑜认为张之洞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更广义一点讲,张之洞的洋务新政为中国以后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以往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夺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当然新文明的建设不是革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但是以后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酷爱绘画的他,也曾经手绘过好几幅张之洞画像,在内心深处,他将其引为故交。
冯天瑜治学勤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有耳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评价冯天瑜:“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人利用‘三余’时间治学,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而冯先生不仅善用‘三余’,连会议之余、观赏之余、饮食娱乐之余都统统利用上了……”冯天瑜先生便是用这样的勤奋,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
尽管冯先生的时间概念如此之紧,但每每有文化同仁聚会,他都是积极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由于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的倡议,武汉几所高校中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同道举行过几次聚会,冯天瑜都会参加,他喜欢这样的交流。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
正因为深感治学机会来之不易,冯天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研究上。在武汉大学任教,冯天瑜有将近5年的时间在日本讲学。1998年至2001年,他在日本爱知大学的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时,“是最早进入、最晚离开研究大楼的人。”2005年8月,当他从该研究中心离开时,多位职员和研究人员一字排开,向他挥手送行致意。
一位朋友告诉他,在这个中心,每年接待各国的研究人员驻所研究至少几十人,人来人去很平常,像这样列队为一个外国人研究员送行的,还没有先例。他自我评价说:“我绝非‘外国人研究员’中水平最高的,加之日语不行,平日也很少与日本人交往,赢得日本人尊重,大概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勤奋地工作。”
2011 年4月10日 ,中国文化史探究暨冯天瑜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人文馆北厅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是由冯天瑜先生众弟子发起的一次民间学术活动,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嘉宾都是冯天瑜先生的老朋友。虽是民间学术活动,但是,至始至终都得到了武汉大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永继、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武汉大学原副校长胡德坤、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等都出席道贺,冯天瑜的很多学生如今已经是各个大学的领导或是学术带头人,大家济济一堂,从治学,为人等各方面给予冯天瑜先生高度评价。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永继在发言中以清邓石如的自题联概括了冯天瑜先生的学术与为人,“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的弟子周积明教授认为自己的老师“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在今天功利泛滥的社会,像从容淡泊等这样一些君子的优秀品质都能在冯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武汉大学珍重这样的学者。
到了古稀之年,或许该安享晚年了,但冯天瑜依旧笔耕不辍,他不仅考据历史,也关注当下,2013年5月25日,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正式揭牌,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担纲所长。“两岸关系问题联结着祖国统一大业,关乎两岸人民福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及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冯老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一言既出,历史的纵深感顿时扣人心扉。
目前,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上海交大台湾研究中心等机构,都已运行多年、硕果累累。新成立的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如何后来居上?“增添一个平庸的、一般化的台湾研究机构并无必要,时代需要的是视野开阔、富于学术个性、能在一二关节点上有所突进的台湾研究机构。”冯老说,武大台湾研究所不必求全求大,也无须亦步亦趋地追迹前驱,而要利用后发优势,立足自身的学术积淀,着眼前沿问题,找好切入口,争取成为富于创意的台湾研究中心。“处理两岸关系,既是历史性论题,更是前瞻性论题,考验着‘神品以知来’的中华智慧。此一课题不仅提交给政治家,同样也提交给有历史担当的学者——可以不夸张地说,台湾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而深邃的空间。”这是冯老的历史感。
尽管他埋首书斋,潜心向学,但对社会问题怀有深切的关注,对于当下重理轻文的现象忧心忡忡。他大声疾呼,呼吁在大学教育中重视科技与人文的统一,为克服“现代病”寻找良方。近年来,武汉大学已经在包括理科在内的各院系开设了人文学科课程,举行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系列讲座。不仅吸引了文科学生,理科学生也趋之若鹜。引导学生德业双修,把掌握专业知识和树立高尚人格有机结合,冯天瑜认为这是大学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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