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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新疆发生7.3级地震，国家紧急启动iv级救灾应急响应。近年来，随着自然灾害频发，灾害人类学在我国随之兴起。围绕灾害人类学的产生、特点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灾害人类学迎来研究热潮
在西方，灾害人类学研究源于20世纪50—70年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祥表示，灾害人类学因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整体观、文化多元观和基层田野视角，被誉为人类学“第五分支”，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将灾害看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性特征，而不再如传统观点把灾害看成是极端不可预见的事件。” 李永祥认为，灾害人类学将灾害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增强了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在我国，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了学界积极应对灾害的社会参与精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晓葵说，汶川地震后，灾害人类学迎来了一个研究热潮。西方相关理论成果相继引入，对国内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既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同时又有所扩展，重视灾害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张曦表示，在灾害人类学领域，一批具有丰富田野调查经验的中青年研究者正在走出自己的新路。
为人类学提供多视角平台
灾害人类学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彭文斌表示，以人类学具有的“整体观”视角，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对灾害进行综合考察，可避免单一的观察视角；运用“多点民族志”方法，从比较的视野为决策部门和救济组织提供具体的地方信息，包括各地和各群体对灾害的差异反应，可避免救助工作脱离实际；通过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将对事件的关注转移到对灾害所引起的相关过程的长时段研究。
“对灾害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是人类学同其他社会学科在灾害研究中的重要区别。”李永祥强调，灾害研究不仅要集中在救灾、物资发放、临时搬迁等应急方式和手段上，还要对灾区的社会和文化所受到的影响进行长时间综合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李永祥说，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互为补充；同时，其也提倡比较研究，重视跨地区、跨文化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
“灾害人类学为整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概括道，它既涉及理论，也长于应用；既有益于跨族、跨国、跨文化对话，也有益于增进人类的道德自觉。灾害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和族群的“生死拷问”使人类学处于人文探索的前沿。
期待跨学科综合研究
随着灾害人类学的发展，涉及的灾害种类越来越多，探讨的问题亦愈发深刻。李永祥表示，灾害的界定和研究，从原来的自然灾害扩展到了技术和社会灾害，从最初的零散式探讨发展到了长期的系统研究。
“灾害人类学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救灾和重建机制外，也开始注重灾难与文化记忆机制等问题。”彭文斌说，灾难研究的历史性和象征性色彩日渐浓厚。
关于灾害人类学的未来走向，纳日碧力戈认为其有赖于跨学科研究。他建议引入符号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自然、人文、社会等诸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李永祥表示，应加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进行跨学科、跨民族、跨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
对灾害人类学而言，其关注焦点在于灾后回应。随着研究的深入，回应分析领域逐渐复杂化。王晓葵表示，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未来的研究要将受灾对象进行细分，除对社会主流人群的研究外，还要考虑弱势群体的特殊性。他认为，建立完善有效的防灾救灾体系，需要对不同人群的灾害回应方式进行调查研究，针对不同对象制定有效的回应方略。
此外，“加强正常时期的灾害回应研究也非常重要”，王晓葵认为，灾害人类学要关注对“潜在灾害”的回应，把对灾害的回应纳入到生活文化之中，把所有人当作“未来的受灾者”，将防灾减灾意识输送给社会每个成员。王晓葵说，“中国的地域差异以及灾难的多样性，使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有很多案例，可以对世界灾害人类学理论的创新有所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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