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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1986年张光直先生的代表作《古代中国考古》第四版的出版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在这个时间长河中，中国考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对于中国考古的关切也与日俱增，而融通中国考古最新进展与最新观点的教科书式的英语专著却一直没有出现，这也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的这本英文专著《中国考古学》面世后引起重视的主要原因。”

　　陈星灿，张光直先生的得意弟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揣摩着这本厚达475页、试图用最新鲜的考古材料讲述旧石器晚期到早商近万年的历史中、一个文明国家形成之路的大部头著作，显然有许多话要讲。

　　记者：剑桥世界考古丛书是直接面向考古界的学生与老师以及相关学术领域的，中国考古卷的加入，应该是众望所归吧？

　　陈星灿：是的。这几十年，总体上讲，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得非常好，大家对中国考古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但在英文的书籍世界里，关于中国考古的书还是太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考古的量非常大，面非常广，综合研究整理这些资料并形成系统性的表达非常不易。我和刘莉从接受这个任务到最后顺利出版，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剑桥对于这套丛书的要求，是要包含最新的考古学成就和最新的观点，同时又要用西方熟悉的语境，将一个特殊地区文明形成的方式和特点讲清楚。我们也是删繁就简，选择了最能说明中国何以成其为中国的那一部分来呈现。

　　记者：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陈星灿：在整本书中，我们关注了中国地方文化传统中显著的多样性，也尝试着用考古资料来理解古代中国文明同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关系。其实，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众多学者一直对中国文明十分着迷，它与世界其他文明有何不同？是什么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是什么使中国社会在许多个世纪里能够维持在一起？我们在这本书中呈现了中国考古人的观察。这本书也涉及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史前交流。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如果没有交流，没有吸收从其他地区介绍而来的新技术发明，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如此先进的程度，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解释了各种外来因素是如何被接受的，并且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

　　记者：其实由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考古某个地区某种文化某种器物的书并不少，而由具有中国考古学理论素养、参加过中国考古挖掘、同时又接受过西方考古学浸润的学者写的关于中国考古的英文专著却很少。

　　陈星灿：我所知道的，去年以来，加拿大、美国有4家出版社都在出版关于中国考古的论文集，与过去不同的是，以前的论文集收录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章，而现在几乎一半的文集所收录的是中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章。可以说，以前来中国的外国考古学家的使命，主要就是把中国的考古学成果介绍到西方去，同时做一些中国学者不擅长做的跨文化研究。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双方之间的合作、互动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西方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做考古学的方法、中国思考考古学问题的模式。中国考古学在西方世界已经从冷门变成令很多人魂牵梦萦的学科，中国考古已经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介绍中国考古的方法、模式，本身就是为世界贡献光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