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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与考试 2010年第2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集聚各方智慧、历时 3 年制定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于 2 月 28 日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拥有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211工程”重点学科以及中国唯一高等教育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机构，教育研究院先后有名誉院长、潘懋元教授两次应邀参加关于《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咨询会，副校长、邬大光教授参与起草了《规划纲要》的“高等教育专题”，院长、刘海峰教授参加《规划纲要》工作组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专题的座谈会，并为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规划纲要》关于高等教育部分的书面意见。《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教育研究院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于 3 月 8 日召集全院师生员工 60 余人围绕“教育优先发展”这一主题，就《规划纲要》中的高等教育、教育去行政化、考试招生、教育投入等热点话题进行了专业解读和深入研讨，许多观点发人深思。
一、《规划纲要》整体评价高，部分内容需改进
《规划纲要》凝聚了无数专家的智慧，其新的突破点与创新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规划纲要》既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又反映了形势的创新性。一方面，《规划纲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政策一脉相承，如二十字方针；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论点与具体措施的创新，比如教育发展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有决定性意义、普及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应用型等新提法。我对《规划纲要》基本满意。”《规划纲要》顾问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教授对《规划纲要》的整体性评价获得了在场师生们的首肯。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创新工程，需要在多方面有所突破。《规划纲要》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职责…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民办教育发展政策的清晰，既是对民办教育的政策支持，也必然影响到公办教育的发展。潘懋元教授认为“，所有这些创新的东西，以民办教育为例，应归功于许多办学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所以才能够体现在政府的正式文本之中。但是，这个文本还是有一些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地方，譬如，对高校合并之后的许多问题，包括同质性，缺乏特色等，还是没有提出好的解决办法。高校财政投入、高校自主权行使、改变政府对学校的单一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政策落实还令人担忧。”
王洪才教授认为此次《规划纲要》能够公开征求全民意见，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我们国家民主化进程已经迈进了很大一步，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但他也对纲要提出了一点意见“，纲要像一个混合物，各类专家的意见都在里面，但是没有统一在一起，缺乏一些整体性。”赵叶珠副教授与黄健如博士也表示，《规划纲要》有些欠缺的地方在于，就问题谈问题改革，缺乏一些站在国际视野、站在一定高度整体来谈教育改革问题的体现。《规划纲要》二十字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没有突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个核心问题，还是不能完全解答“钱学森之问”——— 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二、细化高等教育改革，结构优化是关键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规模与质量的问题、招生与就业的问题、专业调整与产业结构对接的问题，等等。《规划纲要》在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深化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同时，在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出了一些明确指标，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15 年要达到 36%，到 2020 年要达到 40%。武毅英教授认为，就此看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还是很大的，但《规划纲要》没有重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的结构失衡问题和毕业生就业问题，忽视了规模扩张过程中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讲到要重视创新性、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但具体的教育层次、结构、类别应该怎么调整，它的应然状态如何，都不是很清晰。《规划纲要》只讲到高等教育扩张的规模，但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不直接导致毕业生失业问题，加剧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是教育结构的问题。”杨光云副教授也提到，“比如关于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硕士与博士其培养目标的区别是很大的，怎么去分类发展，还需要明确。”换句话说，《规划纲要》提出了许多改革的目标，但都不够深化和细化，比如说“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如何优化结构、如何办出特色，《规划纲要》没有更一步的设计和规划，如果高校不科学定位、合理分类、分层发展，不对学科和专业进行大的稳妥的调整，大学很难实现提高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三、教育去行政化是落实办学自主权的关键
高校办学自主权无法落实，学校不能理清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教学的中心地位无法落实，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受到影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既是困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也是衡量《规划纲要》前瞻性的科学难题。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规划纲要》座谈会上指出：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关键。谢作栩教授认为这个提法是好的，但是《规划纲要》并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特别是“去行政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推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中提及的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关系，《规划纲要》没有明确，只是留给大众一个想象和探讨空间。”至于取消行政级别，谢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在中国整个行政化的大背景中，如何摆脱教育的行政化，既需要探讨，更需要具体化，还要明确“去行政化”的内涵和外延。
四、推进考招制度改革，要强化区域教育均衡
教育是立国之本，人才是强国之基，考试是选才之制。高考改革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纲要》“高考专题”咨询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特别就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提出了几点中肯的看法。比如关于《规划纲要》提到的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的规模等相关内容，刘院长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他也对重点大学招生规模问题提出了一些疑虑。至于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面，刘院长肯定了《规划纲要》的改革方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但这个要怎么去做，是个大问题。”他说，“我们这个理念很新，期望很好，但是要做下去，可能会与考试公平问题产生很大的矛盾。改革的方向没错，但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纲要的先进性与现实如何契合？还需要各方讨论、研究，为具体问题提出更好的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考试既要有利于科学有效地选拔人才，也要维护区域考选公平和社会公平，这是个两难问题。张亚群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破解思路。“中长期教育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包括农民工子女入学、就业问题等等，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张教授说，“招生问题的源头在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要重视重点高中也要重视普通高中，要重视重点大学也要重视普通高校。此次《规划纲要》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问题提出来了，抓住了源跟流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成就。”在落实问题上，张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不是要把教育平均化，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教育发展一方面要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有特色，办特色学校。”
对于张老师提到的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刘艳博士认为“：城乡教育不均衡很大的问题在于师资不均衡，农村里一些好的老师常常会被调到县城里去，好的老师也不愿意待在农村。可以多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比如加工资等，以此来鼓励好的老师去农村支教，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另外，刘艳博士就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能够解决很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提高其质量也很重要，应该得到更好的支持。黄健如博士认为，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包括教育经费、设备、师资、民办教育投资（营利性学校）等，这里就涉及到公平和集中使用资源以发挥其大效益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教育研究界讨论的话题。
五、4%是个标志，教育财政投入不容乐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有足额的经费支持，既要筹资兴教，更要增资强教。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4%以上，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9 年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三，财政、税收、外汇等盈余相对充足，能不能达到 4%这个标志，不是经费的问题，而是政府的决心问题。与会的许多老师对《规划纲要》提及的到 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4%的目标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钱投到经济建设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功在当代的，但是教育效益有其滞后性，投入教育的益处是利在千秋。武毅英教授认为要从体制上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这个问题，教育财政单列或许才能保证教育经费足额投入。史秋衡教授则对地方的教育投入表示了担忧，他说，“历史上曾经提到过两个指标：gdp 的 4%与财政的 15%。在一些地方上这两个指标都达不到而且差距蛮大的。”分析原因，他认为这可能是跟地方的面子工程有关系，地方的面子主要还是看经济，而且地方教育一般都是些普通院校，跟面子关系不大，导致教育投入努力不够或者说缺乏动力。赵叶珠副教授就指标能否实现问题也表示了担忧，她认为现阶段缺乏一套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测的机制，不利于保证指标的达到，李国强博士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规划纲要》整体上体现了科学性、民主性和创新性，但问题如大众所担心的那样，能否很好的落实与实现。”潘懋元教授认为，要将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需要社会支持，以及教育管理部门、高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展望未来，潘教授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最后，教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宋毅做了总结，并认为“关心《纲要》、畅论高教”体现了研究院的使命和特色，这次研讨会有助于激发全院师生更多地关注教育、民生等问题，为国家献计献策，对进一步提升我院在国家教育政策层面的影响力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郑丽，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教史研究（厦门 361005） |
